處境尷尬的中國私人偵探
昨天，一則題為《中國第一女偵探：專捉貪官二奶》的新聞被廣泛傳播――在這位私人女偵探的幫助下，一位有17個情婦的官員被原配妻子捉奸在床。大家對此津津樂道的同時，也對私人偵探這個“神秘”行業燃起了興趣。
法律不認可，市場有需求，中國私人偵探處境尷尬
中國私人偵探很“神秘”，是因為其不被我國法律所認可
說到私人偵探，很多人都會想到柯南道爾筆下的神探福爾摩斯，其睿智、干練、才華橫溢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，各種改編的影視作品也層出不窮。而報道中被稱為“中國第一女偵探”的張玉芬卻顛覆了人們對私人偵探的印象：她已經57歲，所用調查手段技術含量“很低”，工具只是“兩部舊手機和筆記本”，這種顛覆也激起了人們對于私人偵探這個“神秘”群體的好奇。
中國的私人偵探之所以顯得“神秘”，其實和職業形象沒有太大關系，而是因為他們不為我國法律所認可。1992 年，我國第一家“私人偵探”機構成立，其主要業務為民事案件調查取證、企業與公民安全咨詢等。但1993年，公安部就出臺了《關于禁止“私人偵探所”性質的民間機構的通知》，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開辦任何形式的“民事調查所”、“安全事務調查所”等。明令禁止的業務包括：受理民事、經濟糾紛，追討債務以及安全防范技術咨詢、涉及個人隱私的調查等等。剛剛興起的私人偵探業務也隨之潛入水下。
直到我國加入WTO，根據世界商標知識產權組織的要求，國家工商總局于2002年10月將“偵探公司”列入新的《商品和服務商標注冊區分表》中，允許注冊“偵探公司”商標。但可以注冊，不意味著允許公司經營，由于國家沒有明確改變相關政策，私人偵探依然“非法”，很多私人偵探公司便以“咨詢公司”“調查公司”的形式存在。據媒體報道，因為懼怕公檢法機關的打擊，很多偵探公司對自身業務諱莫如深，公司地址和聯系方式也經常變換，很難找到，自然顯得非常神秘。
被稱為“中國第一女偵探”的張玉芬
但市場對于私人偵探有需求，私人偵探業依然存在
有研究者把國人對私人偵探的需求歸為四大類：一是婚姻問題調查，由于婚外情等現象的增加，婚姻關系中的一方有獲取另一方“不忠”證據的需求；二是在債務糾紛中，債權人有知道債務人下落，讓債務人及時償還債務的需求；三是在商業活動中，有對參與者商業信譽、談判底線、支付能力的了解需求；四是刑事案件中，當事人希望獲取更多證據用以抗辯或控告。
對普通人來說，這四類需求很難“自給自足”，因此催生了對私人偵探的需求。關于中國私人偵探類公司的規模，目前缺乏確切的權威數字。但相關論文和報道經常引用的一個說法是，在2008年的時候，國內各種性質大小民間調查公司約有2500到3000家，專業調查員20萬人以上，加上兼職和臨時聘用人員，從業人員將近30萬。由此可以管窺全社會對私人偵探行業有多么大的需求。
私人偵探是否應該合法化，爭議很大
那私人偵探既然有這么廣闊的市場需求，為何在法律上始終處于灰色地帶呢？
反對的理由：偵查權屬于國家，私人偵探易侵犯隱私權
反對私人偵探合法化者認為，在中國，法律明確規定偵查權是一種國家權力，民間機構不享有偵查權，也就不具有偵查主體的資格，其民間組織自然是非法的，應該對私人偵探業強行取締。同時，由于私人偵探并不具有法律規定的公開的、強制的手段，所以私人偵探大都是采用對被調查人進行跟蹤、盯梢、偷拍，偷錄之類的行為，這類以侵犯他人的隱私權獲得的證據也不能作為認定案情的依據。
這種說法不是沒有道理。目前所謂的私人偵探行業，承接的業務種類較為單一，除了追討債務外，很大部分就是婚姻調查，不少調查機構確實涉嫌侵權。2005年，四川成都一家主打調查“婚外情”“二奶”的女子維權機構，其私人偵探就常常盯梢、偷拍被調查人，甚至采取破門而入直接拍下照片等方式暴力取證，最終被工商部門以超范圍經營取締。
私人偵探多采用偷拍的方式取證
支持的理由：調查權不同于偵查權，了解隱私和侵犯隱私是兩回事
私人偵探合法化的支持者則認為，私人偵探確實沒有法律意義上的偵查權，但不代表他們就不可以進行“調查”。在針對民事、經濟案件時，私人偵探完全可以提供有償性質的調查――只要調查取證的手段符合法律規定，與搜查、扣押、拘留、逮捕等偵查措施嚴格區別開來即可。
針對私人偵探侵犯隱私的指責，支持者則認為，侵犯隱私與了解隱私是兩個不同的概念。私人偵探即使發現了被調查者不為人知的事情，也只是“了解隱私”，如果把調查結果擴散出去給對方造成了傷害，這才是“侵犯隱私”。
如果私人偵探可以合法化，必然要對私人偵探的義務和責任進行詳細的規定。因此，私人偵探只要把握好調查工作中的尺度，遵守法律規定，公民的隱私權并不會受到侵害。而私人偵探在不違反法律規定情況下獲得的證據，也可以作為認定案情的依據。
從實用主義出發，私人偵探在許多國家已經大顯身手
私人偵探在國內的合法性有爭議，那么國外的私人偵探又是怎樣的呢？相比于國內私人偵探業的“猶抱琵琶半遮面”，很多國家的私人偵探業發展的卻是紅紅火火，不僅發達國家有，很多發展中國家如馬來西亞、贊比亞和津巴布韋等也有為數眾多的私人偵探機構。
法國是私人偵探的發源地，為了規范私人偵探業，法國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。現在的法國私人偵探業已經形成了完善的行業標準，在民事領域，其業務得到了迅猛發展。雖然法國也是實行單一偵查模式，即行使偵查權由國家權力機關獨享，但官方對于私人偵探在刑事案件中獲得的情報并不是一律否定，而是對合法的信息作為“調查”結果采用，而不作為“偵查”結果，這種“實用主義”的做法讓法國的私人偵探在刑事案件中也能大顯身手。
德國的私人偵探業準入門檻很低，只要滿足居住期限、申請理由以及最低注冊資本等要求，私人偵探機構就可以成立。從業人員也只需擁有良好的誠信記錄，并經過兩年的考核期即可，對私人偵探的管理也主要由行業協會承擔。寬松的管理環境和靈活的組織方式促進了德國私人偵探行業的繁榮，德國的私人偵探業從業人員比德國警察還多出5萬人，所創造的營業額也遠超很多行業。
國外私人偵探
以商業邏輯解決社會問題是私人偵探的優勢
在法治社會，通過法律程序解決問題毫無疑問是民眾解決糾紛的首選，但是這也存在著一些無法避免的缺點：程序相對比較復雜、成本過高，且不一定能達到效果。私人偵探如果能夠提供更多有力的證據和事實，不僅可以為當事人提供服務，保護公民合法利益，也會在很大程度上減輕公檢法機關的壓力。這也就是為什么很多西方國家有著完備的法律制度，私人偵探業也無法被完全替代，甚至有時政府也要借助于這一行業。
更重要的是，私人偵探與政府行為不同，政府為公民服務是不收取費用的，而私人偵探是以商業的邏輯在處理社會問題，因此在某種程度上，私人偵探可能會有更強烈的服務意愿，有更好的工作效率。從市場競爭的角度來說，私人偵探的興起也可能會激勵政府給民眾提供更好的服務。有學者認為，如果私人偵探能夠獲得良性的社會評價，這還意味著作為社會成員的我們，也是重要的社會管理力量。這是社會進步的一種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