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世人但喜作高官，執(zhí)法無難斷案難。”（佚名《狄公案》）在中國古代“集偵查與審判于一體”的司法體制中，通過查明真相來“破案”才是“技術(shù)活”，據(jù)此“執(zhí)法”定罪量刑自然容易得多。相比于現(xiàn)代“科技為王”的刑事偵查模式，古人破案手段之簡陋，幾令現(xiàn)代人難以想象。但“天網(wǎng)恢恢疏而不漏”，如何應(yīng)對各種疑難案件的挑戰(zhàn)，歷代記載眾多，從中折射出古人不凡的智力謀略和司法智慧，也值得我們探究一二。

“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”

“破案”一詞是現(xiàn)代警察制度特別是現(xiàn)代刑事偵查制度確立之后才產(chǎn)生的說法，在古代往往被稱為“斷案”“鞫獄”“治獄”“折獄”等，體現(xiàn)了偵、控、審職能不分的時代特色。中國最早的法官鼻祖皋陶，在傳說中依仗一頭神獸“獬豸”來判案，神獸頭上長著一根獨角，能夠判斷真?zhèn)巍Ｃ慨敯讣荒軟Q斷時，即可“觸不直者而去之”。此即“法”字的造字起源。《西京雜記》則載，秦宮中有一面方鏡，可照徹人的五臟六腑，“女子有邪心，則膽張心動。秦始皇常以照宮人，膽張心動者則殺之”。此即“明鏡高懸”典故之由來，令人細思極恐。這兩例都是“神判法”的反映，注重的是“解決問題”優(yōu)先，“程序正義”尚未成形。世界各大民族原始時期都通用此法，但中國早期正史上幾無記載，體現(xiàn)了中華文明理性早熟、“不語怪力亂神”的特性。

歷代案件，最主要的是“盜案”（侵犯財產(chǎn)）和“賊案”（侵害人身安全，“賊殺”即故意殺人案件），戰(zhàn)國李悝在《法經(jīng)》中提出“王者之政，莫急于盜賊”。這一理念也使古代的地方官吏走上行政司法合一化之路，最明顯的當屬縣級主官，其主責是所謂“錢谷刑名治安教化”，或謂“治民理財決獄弭盜”，宋代規(guī)定知縣必須親自審理案件，此制度存續(xù)了八百多年，使知縣包攬了接受報案、主持檢驗、組織緝捕、審訊疑犯、判決罪犯種種職能，贏得了“一人政府”之稱。法學(xué)者郭建認為“與其說中國古代的地方基層長官是行政兼理司法，還不如說實際上是司法兼管行政”。但縣令一人精力有限，必須依賴眾多助手，所謂“佐雜”“六房三班”等是也。其中類似現(xiàn)代警察職能、負責具體案件偵查抓捕的有“佐官”有“胥吏”，如秦代便有“亭長”“求盜”等職，約相當于如今的派出所長和所內(nèi)民警，劉邦便當過亭長；唐代有“縣尉”，作為縣令的佐官，相當于如今的公安局長，其下又有“法曹”輔助；胥吏則包括捕快、衙役、仵作、獄吏等，作用類似現(xiàn)代的巡警、法醫(yī)、看守，清代有“與胥吏共天下”的說法，一些大縣的胥吏多達數(shù)千人，可見其分量之重。武松曾擔任過的平谷縣“都頭”，據(jù)考證其實是個“班頭”，便屬于胥吏層級。再往下，還有公紳、地保、里正等基層人員，類似今日的“群防群治”組織成員，也起著重要的治安協(xié)助作用。

縣令之上，還有專門負責“典獄”的上級專門官員與中央司法部門，如推官、通判、錄事參軍、司理參軍、提刑官、廉訪使、按察使、大理寺丞等等，歷代變革名目繚亂，但司法職能相近；中央司法部門則如合稱“三法司”的大理寺、刑部與都察院等；狄仁杰就先后擔任過州一級的判佐、法曹、大理寺丞等職，算是“政法口”培養(yǎng)出來的干部。對于這些中高級官員，也有專業(yè)性的要求，如宋代司法參軍需要“精通律令、嫻熟書判、試中刑法”，清代刑部秋審處官員需要“明敏決斷，諳習(xí)律例及成案駁案”等。他們更類似如今的法院系統(tǒng)，存在感不如處于一線的縣太爺強，但對于疑難、死刑案件具有復(fù)審復(fù)核大權(quán)，一旦平反有功，也能顯山露水。

古人對“治獄”的重視，一方面是認識到“獄者，天下之大命”（《疑獄集序》）“凡典獄之官，實生民司命，天心向背、國祚修短系焉，比他職掌猶當謹重”（《棠陰比事·桂萬榮序》）。古代沒有GDP概念，官員主責在于“治理”，能夠“為政嚴察”“擒奸如神”，令“地方肅然”，自是一大政績。另一方面，古人認為平反冤獄可以“積陰德”，大有利于子孫興旺發(fā)達；而冤案則可能讓當?shù)卣袨?zāi)惹禍。《后漢書》記載，于公做過縣獄史、郡決曹，審判獄訟案件公正公平，受審者都無怨恨。郡中為他立有生祠，號曰于公祠。于公聲稱“我治獄,未嘗有所冤,子孫必有封者”，其子于定國后來果然成了丞相。因此，“古之君子其詳慎用刑而不敢忽也”（《疑獄集序》）。

對基層官員來說，“縣事多處詞訟”（李廷弼《作邑自箴》）“吏事之要，首在聽斷”（《棠陰比事·張壽鏞序》）。這似乎是要求每名官員都必須成為辦案專家。實際上，在刑事案件中，絕大部分都是是非分明的簡單案件，以及所謂“縛詣”（扭送官府）的“現(xiàn)行案件”，難處只在如何考慮依據(jù)刑律判決。辦案難不難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說法。曾經(jīng)當過知縣的海瑞便提出，“兩造具備，五聽三訊，獄情亦非難明也……昭明者十之六七，兩可難決亦十之二三也”，也即說，案件是非分明的可以占到百分之六七十，疑難案件只有百分之二三十。這道理古今皆然。當然，能夠在升堂聽審的短時間內(nèi)做到“決獄如流，片晷立就”，也確非凡人所能。

古人對各類疑案有濃厚的興趣，記載頗多，如五代和凝父子編有《疑獄集》，乃是現(xiàn)存第一部完整的案例匯編；其后南宋鄭克又據(jù)此增編《折獄龜鑒》；桂萬榮再擴編改編為《棠陰比事》，得到宋理宗“知聽訟決能審克”的褒獎；明人張景編有《補疑獄集》、余象斗編有《皇明諸司公案》、清末魏息圓編有《不用刑審判書》，直至民初葛建初還編有《折獄奇聞》等，不斷增補改編，蔚為一派，與歷代各類判牘匯編等“工具書”并行，“所記皆平反冤濫抉摘奸匿之事，俾司憲者觸類旁通，以資啟發(fā)，雖人情萬變不可限以成法，而推尋故跡，舉一反三，師其意而通之于治獄，亦不無裨益也”（欽定四庫全書·疑獄集提要）。考其案例來源，一是史書列傳，特別是“循吏列傳”之類。包拯智破割牛舌案，便出自《宋史·包拯傳》。《晉書》中的曹攄、《南齊書》中的傅琰等等在傳中都有兩起或以上案件的記載，可見其人確有明斷之才。據(jù)徐忠明先生的統(tǒng)計，歷代循吏列傳中有記載循吏捕賊弭盜與聽訟折獄事例的，達到總數(shù)的41%。二是墓志、行狀等紀念性文章。歐陽修為其叔父歐陽曄撰墓志，特地記載了歐陽曄依據(jù)左右撇子持刀方式不同而斷案的故事；他為尚書屯田外郎錢治撰墓表，又記錄了錢治擔任海陽縣令期間的審理縱火疑案的故事，稱贊其“為吏長于決獄”“數(shù)決大獄，及旁近郡獄有疑者，皆歸決于君”。三是《玉堂閑話》《涑水記聞》等“稗官野史”、“近時小說”、筆記史料。這些雖然真實性存疑，但也往往妙筆生花，更具文人趣味。

“真人實案”的匯編風格必然涉及不少歷史名人，如《補疑獄集》《折獄龜鑒》中便收有北齊高歡的兩個兒子彭城王高?痢⑷緯峭醺??，東吳的太子孫登和廢帝孫亮，宋代程顥、周敦頤、王安禮（王安石之弟）等真實人物斷案的故事，有的名人斷案事例多至兩三則。以行政司法官員為視角的記述方式，使得大多“名偵探”都是各級官員特別是“法官”，“主角光環(huán)”獨占，“斷案”（審訊）色彩突出，“偵查”色彩偏弱，戲劇性自然不夠突出，但許多故事后來被各種話本雜劇公案小說所改寫，被《智囊》等謀略作品收入，逐漸膾炙人口，成為真實的神探列傳，也成為“黑面包青天”“神探狄仁杰”等傳奇的雛形。

勘驗檢驗，直取證驗

對如何“斷案”，歷來從司法審判制度總結(jié)的多，從偵查破案角度看待的少，本文特側(cè)重后者作一梳理。

——技術(shù)勘驗。雖然現(xiàn)代刑事科技體系是西方工業(yè)革命的產(chǎn)物，但在此之前，中國在將科學(xué)技術(shù)應(yīng)用在打擊犯罪上是遙遙領(lǐng)先的。早自先秦，執(zhí)法人員已經(jīng)頗為重視對“發(fā)案現(xiàn)場”的司法檢驗。先秦竹簡文獻《睡虎地秦墓竹簡——封診式》（“式”即司法勘查規(guī)范樣式之意）中已有極為嚴格甚至可以說是超前的司法檢驗規(guī)定，如對非正常死亡的尸體、無名尸體和斗毆受傷等，都要進行檢驗，制作“爰書”（司法筆錄）存檔，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(jù)；在《賊死》篇中，秦代尸檢官記錄了一次全面的尸檢報告，尸體各部位的創(chuàng)傷程度、數(shù)目、方向、大小、出血情況、皮肉及衣物破損程度等，都被有目的性地檢查了一遍，這比西方公認的最早的尸體檢驗案例——凱撒被刺案早了200多年。《疑獄集》載，三國吳國縣令張舉“燒豬驗尸”，通過燒死一死一活兩頭豬，證實“活者口中有灰，殺者口中無灰”，由此解決了一起妻子縱火殺害丈夫案件，這屬于科學(xué)實驗流派。南宋提點刑獄使宋慈，提出“獄事莫重于大辟（死刑案件），大辟莫重于初情，初情莫重于檢驗”，檢驗是“死生出入之權(quán)輿，直枉屈伸之機括”，他在失傳的《內(nèi)恕錄》等著作基礎(chǔ)上編著的《洗冤集錄》，對法醫(yī)檢驗中主要的死傷現(xiàn)象分門別類加以敘述考證，成為現(xiàn)存世界歷史上第一部法醫(yī)學(xué)專著，這本書被皇帝下旨頒行，成為官方檢驗尸體的工具書，其后元代又有《平冤錄》《無冤錄》等法醫(yī)著作，對此后歷代的尸傷檢驗產(chǎn)生了巨大的影響。元代以后均規(guī)定，必須由“正官”（正職）來主持尸體檢驗。當然，受時代局限，其中也有一些不科學(xué)之處，如“滴血驗親”等。此類法醫(yī)學(xué)著作，也與《疑獄集》等案例匯編一樣，成為后代縣官及其“刑名師爺”的工具書，“入官佐幕無不肄習(xí)”。中國也是最早將指掌紋、足印用于偵查案件的國家之一。元代姚燧《牧庵集》載，浙西廉訪副使潘澤根據(jù)成人指紋與未成年人指紋不同的規(guī)律，發(fā)現(xiàn)契約上的指紋屬于冒充，成為最早的指紋斷案案例。